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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河十年治污为何污染加剧

  淮河十年治污却是污染加剧的十年

  说起中国的河流,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黄河与长江。但在黄河、长江之间,还有一条与之平行东流的大河,这就是淮河。

  淮河真的不是一条简单的河。淮河的水患灾难是出了名的,所谓“有雨洪灾,无雨旱灾”就是其真实写照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,淮河再次泛滥,毛泽东主席彻夜难眠,挥毫题写了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伟大决策。从此,淮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“治理淮河,兴修水利”成为这一时期的伟大壮举。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,淮河流域的主要河道都经过了整治,河网沟渠、自流灌溉给淮河流域带来了林茂粮丰的喜人景象。根据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,截至2002年底,全流域建成水库5700多座,总库容272亿立方米;兴建水闸5427座,其中大、中型水闸600多座;加固大堤5万多公里,开挖人工河道2164公里;建机电排灌站6048万处,耕地灌溉率超过70%;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20亿公斤上升到1999年的876亿公斤,占全国粮食产量的近1/5,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50~200亿公斤,约占全国商品粮的1/4,提供商品棉约占全国的1/5。这当为近代淮河最壮美的时期。

  只可惜,就在水利设施配套齐全、日益发挥水利效能的时候,水污染不期而至。这种水既不能工业用,也不能农业用,更不能饮用。

  淮河的水污染是与工业发展同步产生并渐进式加剧的。过去,淮河流域以农业为主,河水清澈见底,随时都能捧起来饮用。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,淮河水的污染已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。生态灾难成为淮河新的最主要的灾难。

  淮河水污染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。1994年确定了我国首批流域治理的重点项目,这就是著名的“三河三湖”(淮河、海河、辽河和太湖、巢湖、滇池)治理。在1995年的8月15日,国家又颁布了《淮河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》。这是中国立法史上出台最快的一项法规,并且是为一条河流单独出台的一项区域性法规,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。

  为推进实现达标排放和最终的水体变清,政府和媒体还启动了1998年1月1日的“零点行动”和持续多年的“中华环保世纪行”等活动,令人记忆深刻。

  2004年,淮河治污走过了十年的历程,其治理效果如何呢?

  2004年7月中旬,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痛揭淮河十年治污之短:淮河上游的沙颍河、涡河等支流相继开闸放水,滔滔黑水,浊浪翻滚,臭气冲天,在淮河干流形成了155公里的黑色污染团,刷新了1994年淮河污染团总长70公里的历史纪录。污染团中的污染物总量达38亿吨,使河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在平时的基础上增加了7倍。污水团所到之处,一切生物遇毒皆亡。污水汇入洪泽湖,当地养殖业全军覆没,鱼鳖虾蟹悉数毙命,水产产量损失32亿吨,直接经济损失达31亿元。

  淮河治污,投资数百亿元,为什么竟然是“十年治污一场梦”?

  淮河治污再次引起全国的极大关注。在各种议论中,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“污染反弹”。其实,从民间观察来看,淮河十年治污却是污染加剧的十年。

  十年间没有一家企业做到常年持续达标排放,而这样的企业在淮河流域数以万计,在治污和监管方面弄虚作假、欺上瞒下现象司空见惯。

  十年间把治理的重点对准了“十五小”企业(1994年以来先后关停了约5000家“十五小”企业),而这些小企业的排放量很小,有些小企业的排放根本就流不到淮河,因此小企业对淮河构不成致命威胁。而真正能够“杀死”一条河流的排污量非那些大企业所不能。大企业排放污染不仅量大,而且肆无忌惮。

  治理污染的设施严重缺位。国家批准淮河流域“十五”期间拟建161项城市污水处理工程,按照2004年公布的数字,有78个项目是纸上谈兵,根本就没有动工;55个项目正在建设,不能发挥作用;28个完成项目本应发挥作用,但却属于“盆景工程”,领导来了就运作,领导走了就关闭。

  十年间,生活污水排放量随人口同步增加。

  农业面源污染累计增加。

  正是以上这些因素,才使淮河水污染呈现出逐年加剧的态势。

  淮河治污举步维艰

  2006年,关于淮河治理的争论此起彼伏,但淮河治污毕竟还要继续下去。

  2004年10月23日,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蚌埠主持召开淮河水污染防治现场会,沿淮四省主要领导签下军令状,要用三年时间使淮河水污染治理“再上一个新台阶”。

  “三年上一个新台阶”,步子不算太大,却也不甚轻松。淮河的污染主要源自工业污染。尽管国家重新调整治理定位与策略,加大了执法力度和治理的投入,但企业偷排污染还是照常不误。由此可见企业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。

  企业偷排污染犹如轻车熟路:白天不排夜间排;晴天不排雨天排;关闸不排泄洪排;上级视察时不排走后排;许多企业修建有置换污水/清水的暗道调控机关,有的排污口直接通到河中央;违法成本低,执法成本高仍是普遍现象。

  如下的一幕也许谁也不愿意看到,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地上演着——

  2004年10月23日,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视察安徽省阜阳市沙颍河大闸,其水质为Ⅱ类。在其上游的沙颍河沈丘槐店大闸上游的企业已经开始排放污染,黑水、泡沫、臭气肆虐而来。原因是先前为保障国务院在蚌埠开会这段时间的水质,工厂内已经储存了20多天的污水不得排放,早已“内急”难耐,在确信国务院领导不来这里视察之后,便“一排了之”。虽是偷排,却也“平安无事”。此时这里的水质已恶化至劣V类。

 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水质监测周报显示,沙颍河槐店大闸的水质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有两次是Ⅳ类水,其余时间皆为V类或劣V类。

  2005年春季,沙颍河槐店大闸段的污染毫无退却之意,滔滔黑水裹挟着污浊的泡沫奔腾而下,遇物受阻,泡沫便爬上堤岸,甚至涌进船舱,直接威胁着淮河干流水质。紧急中,国家环保总局于当年4月末启动了淮河应急预案。按说2005年是“上台阶”的起步年,此情此景,犹如刚刚抬起步,却已崴了脚。

  三年时间不算太长,第二年已很关键。2006年被称为“上台阶”的“关键年”。特别是经历了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之后,各级政府对水污染的重视普遍增强,淮河治污可望有实质性的进展。不料,4月份从淮河干流传来消息,其水质已恶化为V类,引起了人们一阵惊慌。各级环保部门紧急出动排查污染源。其实,地处淮河上游的沙颍河水质一直处于V类或劣V类状态,其对淮河干流的污染贡献率持续走高。

  2006年的沙颍河出现了许多令人不解的现象:6月20日,已经进入丰水期的沙颍河其溶解氧降至0.59毫克/升,这是历年来的最低点;不同于往年的是,沙颍河在经过丰水期泄洪之后,往往在11月出现“黑水”,而在2006年9月,“黑水”抢在“十一”黄金周之前来了一次总爆发,不仅黑水浊沫更甚,连大鱼小鱼全都漂起来了。公众惊呼这是近几年罕见的现象!

  其实,淮河的污染指标不降反升,并不是孤立的现象,它完全符合当前中国环境状况的总体趋势。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曾经评价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说:主要污染物指标不降反升。大环境如此,淮河的水环境也是如此。人们担心“三年再上新台阶”剩下的时间只有一年了。这一年恐怕要跑步前进了。透析2006年污染物指标不降反升的原因,不难得出结论:在一些地方,落实科学发展观,转变发展模式的任务还没有真正落实,违法成本低、执法成本高的现象还没有根本扭转,淮河治污上台阶只能在艰难中前行。

  急需救助的生态灾难

  淮河流域长期的水污染已经给沿岸百姓造成了巨大生态灾难,而且越是水利设施、灌溉条件好的村庄受灾越严重。企业排向淮河的高浓度的污染水通过干渠、支渠、毛渠灌进农田、坑塘,下渗地下,覆盖了广大农村的土地和村庄。村民们感觉饮用水出现怪味,浑浊、泛黄、悬浮物、蜡质状漂浮物随时可见;最明显的是这种水烧开之后沉淀物大增。淮河流域农村居民生活大多用10米左右的压水井取水。这个深度与当地河流、坑塘的水体处在同一水平线。实际上,沿河广大农村50米以上的地下水已大部分被污染。

  1994年7月中旬,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,在黑色污染团过后,水质有所好转的情况下,安徽省蚌埠市自来水公司取了3000公升淮河水送到上海去化验,结果对比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公布的129种“首要控制污染物”,蚌埠三水厂和一水厂的源水分别查出90种和95种,其中,致癌物高达67种。

  河南省沈丘县黄孟营村三面环水,2004年7月,该村村民王晓天、孙德义家的压井水经安徽省阜阳市疾病控制中心检测,发现有10多项指标超标,其中锰、硝酸盐严重超标。村民长期饮用这种水,造成整体健康水平下降,癌症等多种疾病高发。

  近年,在淮河流域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:

 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,

  六十年代洗衣灌溉,

  七十年代水质变坏,

  八十年代鱼虾绝代,

  九十年代拉稀生癌。

  这首民谣道出了淮河由清变污的过程和特征。水污染在危及人的生存之前,人们对它的关注很不够,到了1990年代,癌症在沿河村庄已经达到肆虐的程度,人们方才有所觉察。据在沙颍河段岸边的黄孟营、孟寨、陈口、孙营、东孙楼、解庄、孙营码头的调查,自1990~2004年,每个村因患癌症而死亡的人数多则超过百人,少的也有几十人。大多是以消化道为主的食道癌、贲门癌、胃癌、肠癌、肝癌等,发病呈明显集中趋势。黄孟营村王自才一家4口全部死于癌症;有些村庄一条街家家户户都有人患癌症,被称为“癌症一条街”。据沈丘县医院的记载,1972年当地120万人共发现癌症患者12人,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,这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吻合;而如今在这里,癌症发病率最高已达1%。

  水污染引发的生态灾难除表现为癌症高发以外,还对人的生育、生殖器官造成毒害。受水污染物质的影响,近十几年沿河村庄年轻夫妇中不孕不育者增多;新生儿畸形、儿童发育不良、残疾、痴呆患者增多。据2004年调查,黄孟营村有上述疾患的儿童有35名;在傍河的赵古台村有6名儿童患先天性心脏病。当地皮肤病患者中儿童居多,表现为变应性皮炎,久治不愈,但离开患病环境即可自愈,返回患病环境便复发。沿河的渔民、采砂作业者多出现手脚溃烂,经久不愈。沿河村庄的甲状腺癌、甲状腺囊肿、乳腺癌、乳腺增生患者增多。据调查,当地历史中并没有这类疾病高发的记载。此外,偏瘫、心脑血管疾病在沿河村庄明显增多,并有年轻化趋势。这类疾病曾被人戏称为“富贵病”,但目前沿河村庄的生活水平仍为温饱型,有些还是国家级贫困县,吃不到大鱼大肉,村民长年辛勤劳作,而他们身处污染环境中,污染物质长期作用于其血管壁是其发病的直接因素。我们称上述疾病为“生态疾病”。

  淮河治污需要攻克六大难题

  水污染造成了沿河村庄的生态灾难,要改变这种状况,还得从治理污染、实现清洁饮水入手。

  活跃在淮河流域的民间环保组织“淮河卫士”推出大型社会公益环保项目——拯救淮河希望工程,把“对淮河水污染及其治理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监督、对水污染严重的区域实施清洁饮水救助、对癌症高发村实施医疗卫生救助”作为其三大任务。

  早在2000年,河南省政府为改变污染地区村民的饮水状况,拨专款分别在沈丘县大王楼、海楼两个癌症高发村打了两眼450米深的深水井,结果对遏制癌症发病取得了“当年下降,次年大降,三年接近正常”的良好效果。2003~2004年,“淮河卫士”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为黄孟营、东孙楼两个癌症高发村安装了350部滤水器,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净水效果,深受群众欢迎。2005年国家进一步投入巨额资金启动饮水安全工程,大面积解决污染区村民的饮水安全问题。2005年4月末,淮河流域启动环境应急预案。当时“十五”临近末期,但“十五”计划中全部完工项目仅占35%,投资仅完成41%,远不能达到“十五”计划确定的目标要求,许多工程治污措施落空,老账未还又欠新账。

 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启动淮河流域环境应急预案时说,淮河水质的整体状况至今尚未根本改观,离“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水”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,主要有六个原因:

  (1)地方保护主义严重,一些地方政府负责同志至今还没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,甚至充当违法排污企业的保护伞。

  (2)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太慢,造纸、食品酿造、化工、纺织印染等一些高耗水、重污染行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占工业排污总量的70%以上。

  (3)环保法律所赋予的执法权限有限,使违法成本低、执法成本高的老问题依然存在。

  (4)水环境监管职能交叉,体制不顺,环保部门对水污染防治难以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

  (5)污染治理市场化机制没有形成,治污资金严重缺乏,城镇污水处理厂、垃圾处理场正常运行率极低。

  (6)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过高,闸坝林立,水体自净能力减弱,汛前腾库时容易引发水污染事故。

  这六大原因切中了要害。也就是说,攻克这六大难题,淮河治污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这可能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而在这个过程中,公众参与是很重要的。公众参与可以大大缩短这个过程。

  淮河治污需要公众参与

  长期以来,我们总是以河水论治理。可以说,实现淮河干流的清澈,要看支流来水是否清澈;若要支流来水清澈,要以排污口的水质为保障。排污口是源头,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所以要着眼于全流域,看好每个排污口,是保障淮河水质最有效的手段。但是,各地的环保部门却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其他原因不说,单是人力就远远不够。在企业尚不能自觉担负起治污责任的情况下,看好排污口就犹如在玩“猫捉老鼠”的游戏,或者说是在打“游击战”。“十年治污”就是打的这种消耗战。时至今日,国家利益、公众利益和生态环境都已不容许我们再这样消耗下去了。打一场治理淮河水污染的“阵地战”势在必行!

  公众参与是打赢“阵地战”的基础。公众参与有很多优势。首先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,任何部门都无法与之相比。其次是参与的广泛性、及时性和坚定性的优势。组织公众参与,可以形成对排污口的实时监控。公众熟悉当地的社情特点及企业排污规律,而排污口就在其周围,长期令他们深受其害,他们对企业偷排污染深恶痛绝,他们是企业偷排污染的“天然克星”。只要管理到位,就可以实现实时监控“散点分布、覆盖流域、形成网络、全面治理”的效果。

  在形成公众参与的对排污口进行实时监控的基础上,对达标排放的污染水还要做进一步的净化处理。实际上,即便是做到达标排放的污染水,其污染物质的含量依然很高,而且当这些污水汇聚一处达到相当的蓄积量时,其危害仍会非常严重。现在的许多排污口的管道直接排入河流,在环境容量超载的情况下,淮河的污染依然严重。有专家要求取消直接的入河排污口,在排污口和河流之间增加一个生态“缓冲带”(湿地),使进入“缓冲带”里的污水再次得到处理,达到或接近河流在自然状态下的洁净程度,各类水生生物(包括鱼类)可以正常生长,最后才排入河流。此法也适用于生活污水的排放。

  环境非政府组织(NGO)在治淮策略上的需求是多方面的,最根本的需求莫过于针对公众参与的政策法规的保障。

  民间环保在我国已经有不算太短的历史,但公众参与的程度还很有限,这也充分表现出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不对等。在很多地方,当地政府为发展经济“保驾护航”,为某某企业挂牌“重点保护”的现象司空见惯。但为公众参与、为民间环保“保驾护航”的事例却如凤毛麟角。这是与改变我国环境状况的迫切需要所不相适应的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一些地方的民间环保工作就很难开展,民间环保人士常常处于危险境地。要实行真正的公众参与,政府就要为环保非政府组织开绿灯,就要有相应的政策法规作为保障。民间环保也需要“保驾护航”。

  此外,还要树立流域观念,打破属地界线,要有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。河流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,所有流域范围是一个整体。我们对河流的治理也应如此考虑。但目前在领导和管理理念两个层面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。2005年,国家环保总局与水利部为“排入淮河的污染物总量”意见不一,大打“口水仗”,就使这一问题的暴露达到极致。

  在许多地方,河流的属地管理影响着水污染的治理也有明显的表现。按照目前的属地管理规定,地方政府对其境内的环境质量负责。这就使“以邻为壑”的事情时有发生。许多地方政府或部门对当地企业偷排污染的现象视而不见,反而纷纷宣称其出境水质已经达标。这样做的结果,最终还是毁了淮河。

  淮河治污需要公众参与,公众参与需要政府多开绿灯。如此,必将迎来一个广泛的、全流域统一的、切实有效的淮河水污染治理的绿色之春。

  通过建立公众参与的实时监控体系,恢复淮河的良好生态,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,应当成为我们构建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的实际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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